老龄化的中国怎么办
孙文凯
导语中国要解决未来的老龄化问题，首要的选择是改善社会制度，促进国内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劳力富余地区劳力流出到劳力紧缺地区更容易，而老年人也能流动到生活成本低的地区，并有伴随的全国统一社保网络。
一老龄化问题概貌
预期寿命增加，对个人而言本是一件好事，说明人们的健康条件相比以前变好。但是，近些年来老龄化已经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人到老年，精力衰退，容易患病，对家庭贡献减少，带来负担增大。对一个家庭而言，老人增多，无异会降低家庭可用劳动力数量，并且增加医疗护理等方面成本，家庭收入由此可能下降，而必要的消费将上升，从而储蓄率会下降。对整个国家而言，如果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国家的整体储蓄率、投资率都会下降，消费率上升，对外贸易往往会出现赤字，年轻人负担更重，国家竞争力会下降。这就是常说的老龄化问题。
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老龄化。比如，联合国认为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些标准，在很多发达国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较长，积累的老年人口已经使得这些国家很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年，日本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今天的日本，65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总人口的23%，是全球最高水平，属于超老龄化社会。日本厚生劳动省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甚至预言50年后日本老龄化会超过40%。老龄化被认为是日本国内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其他发达国家老龄人口比例也普遍很高，如意大利老龄人口也达到20%，瑞典达到18%，都属于较高水平。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了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两个指标都已经超过了联合国的统计标准，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和学术界久已讨论的“人口红利”耗尽问题相对应。年以后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后，人们就开始认为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将趋于结束。而老龄化问题对应的是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在近年越来越多地被讨论。
对于中国，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因为中国人均收入还远未到发达国家水平，劳动力短缺会损害继续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同时，中国养老金账户运作也存在问题，统筹吸收社会养老金但对不同体系内人员区别发放的养老制度使得养老金被提前透支，进而使得人们怀疑未来可能导致的老无所养问题，或者国家通过铸币税等手段补充养老金账户，从而导致系统通胀问题。另外，中国还不能依赖全世界养活中国人，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仍不乐观，也是很大的问题。
二可行的选择
让我们努力琢磨一下中国作为老龄化国家可能采取的措施，为减缓老龄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奉献一份思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根本问题是用于生产的人口变少，从而人均能够享受到的产品变少，生活质量变差。从世界各国经验、传统经济理论、学者研究以及可行性角度看，至少有以下几个办法可供考虑。
第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城市化。在中国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的状况下，城市化是进一步充分发挥人口潜力的手段。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互相帮助带来的额外好处），农村无法发挥劳动力的全部能量。人口密度增大可以通过互相配合增加每个人的生产力，也能通过需求增大引导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提高效率。这是很多学者提到的集聚效应。有国外学者通过美国数据分析得到，人口密度增大一倍，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达6%。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口密集度相差很大，在这方面有很多改进空间。
第二个办法是提高人口素质，即实现质量和数量的替代。这样，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可以通过劳动人口人均产出提高弥补从而保持人们一定的生活水平。这要求提高教育投入，或者培育更多高技术水平工人。这似乎要更多地依靠政府的相关投入。要提高人均产出，也可以提高资本投入，做到资本替代劳动，让更多机械替代劳工进行生产，这样，单个工人就可以生产更多产品。这应该通过市场进行。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前的人口结构，这也为未来劳动力比重下降时储存了资本。另外，对这个话题，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老龄化对教育投入本身的反馈作用，而不只是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考虑为应对老龄化的手段。由于人口寿命增长增加了教育的回报时间，教育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了，因此，人口老龄化本身就自动促进了教育期限的延长，从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会自动被抵消一些。这个看法被两个印度学者证实，并且我使用中国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也存在这个现象。
以上几个办法，可以说已经被大量讨论了，并且普遍得到认可。另一个较容易被忽略但事实上大量存在的办法是，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满足本国需要，并获取投资利润。这种做法，在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以日本为例，到年底，日本对外总资产接近7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对外直接投资占了重要比例。美国、欧洲各国都经历了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阶段，以寻求国外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这就导致一个奇特的现象，即我们在脑子里认为的在老龄化社会年轻人会被迫工作更长时间的场景并没有出现。相反，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很高，比如欧盟各国和美国年轻人失业率普遍在20%以上。美国经济分析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常说的NBER）的一个研究甚至显示年轻人由于找工作灰心丧气，想法在发生改变，认为未来更多依赖运气而非努力了。当然，日本、德国等存在例外，年轻人失业率在10%以下。对应中国，对外投资近年在被大力鼓励和发展，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累计达到亿美元以上，但是更多地仍然是扮演投资接受者的角色，国外累计在中国直接投资达到1.65万亿美元以上。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出国外存在严重的限制。国外的华人学者魏尚进在年的一个研究中较详细地分析了这些限制及影响，主要是导致对外资产结构畸形，以外汇储备或者持有外国国债为主，丧失了对外风险投资获取较高回报的能力。中国要利用外国劳动力和本国过剩资本对外投资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方法也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为寻求合适劳动力的流动。另一个对应方法是直接吸引劳动力流入境内，弥补相关行业劳动力不足。这种做法在现实中有各种形式存在，比如越南进入中国南部的非法劳工，美国学术机构从中国境内廉价雇用的博士后，台湾近年也在吸引大陆劳动力进入岛内劳动力紧缺行业。对于中国，对外投资虽然限于自身能力和政治因素而有重重阻碍，但长期看是必然的趋势。而吸引外国劳动力则可能面临较多现实麻烦，正如美国从中国招收劳动力也存在很多限制一样。
中国还可以通过放开计划生育，促进生育来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但对于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国家，这个政策的变动将可能显著增加人口总量，从而带来资源危机。这是地球上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瘠的现状下，要做这个改变非常敏感。而且，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按照国际经验，也未必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台湾地区以及欧洲很多国家甚至鼓励生育，但人口仍然在负增长。计划生育目前更多的是控制了富裕家庭的过度繁衍，但对整个劳动力供给影响并不确定。因此，这个办法未必是一个好办法。
比较合理的办法似乎是延长退休年龄。“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现在中国预期寿命达到73岁，说明70岁简直就是低寿数，没什么了不起了，因而老年人的定义应该改变。很多70岁老人仍然精力充沛、思维严谨。比如，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现在都超过70岁了，但治理国家仍然井井有条，讲话逻辑仍然严谨，行动依然张弛有度。古巴年选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也有65岁。这证明65岁以上老年人的行为能力和思考能力还很不错。如果你认为这些人都是精英分子，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话，我当然还能举出更多例子。比如，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由于宗教信仰自由，这里有大量的基督教教会活动，称为“团契”。很多退休的老年人在里面担任“同工”，和我们常说的“同志”差不多意思，不过还兼有“工人”的意思，做一些辅助工作。由于参与教会时间较长，部分老年人在大家一起学习圣经时担当领读，并且给大家解读圣经中比较晦涩难懂的段落。这些老年人思维敏捷，甚至相貌都很年轻，能够很快组织大家整合上下段落，使大家对圣经的理解加深。我完全看不出他们都已经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一个朋友汤姆，是从波兰来的美国人，退休后无事可做，但他仍然精力充沛，和我聊天中可以发现他思维敏捷、知识丰富。并且他正在尝试找工作，只不过由于美国经济状况不好而一直没能找到。在找工作之余，他业余爱好是摄影，并且正在计划出书，描写他从20岁从波兰来到美国后如何度过在美国的近50年生活，以及自己的感受。我在北京的邻居，是退休干部，已经70多岁，每天拉二胡、扭秧歌，耳聪目明。中国目前男性退休年龄60岁，女性更是55岁就退休。在这个年龄段，本可以很好地工作较长时间。而在此时间退休，不但浪费了劳力，而且加重了社会养老金负担。如果未来老年人口比重进一步加大，推迟退休年龄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根本原因在于，对老年人的定义，由于社会健康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已经超过60岁，并且很多国家正在延长退休年龄，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社会福利计划激励无限期工作。联合国的研究机构预测，到年，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会超过75岁。这意味着退休年龄延长对全世界各国都几乎是必然趋势。当然这面临着一定的阻力，一般的做法是规定若干年后开始逐步推迟退休年龄，留出缓冲时间。比如日本，规定男性于?年间、女性于?年间逐步将退休年龄由60推迟到65岁。
其他还有一些讨论。比如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发展老龄化产业，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契机。这显然算不上是好办法。老龄化产业自然会随着老龄化而发展，但从宏观上对经济发展没有贡献。因为有限资源被消耗在养老方面，其他方面自然会受到限制。经济发展归根到底还是靠劳动投入和效率提高。
对于中国，讨论老龄化更多是一个未雨绸缪的话题，因为毕竟当前劳动力人口还在增加。虽然老龄人口比重在提高，但绝对值还小，并且中国的老年人实质上还有相当比例在照顾儿童和做家务方面仍在作出贡献。另外，我最近在统计中国的真实失业率。对于劳动力人口，中国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中，我发现18?60岁劳动力失业率超乎想象地高。比如，长春和哈尔滨失业率都在30%以上！沈阳也接近15%。这些城市加权平均失业率达到13%左右。中国还总是有劳动力未充分利用的感觉，也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似乎短期内还不是大问题。
对于中国，要应对老龄化问题，需要解决很多基础的制度安排问题。比如，当前的社会保障还没能实现全国统一，户口制度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人们在迁移时要考虑很多，因为迁移到另外的城市就失去了原来的各种保险，享受不到当地人的待遇。而在美国，人们找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搜寻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中国国内资本流动也存在地域间的保护主义问题。在美国，工作人口往往住在较好地段，而在退休后，往往会卖掉房子，搬到较偏远的地区生活，甚至搬到中南美洲生活，以便用较少的退休金也可以保证较高生活水平。而在中国，老年人口流出和年轻人流入都存在困难。老年人固然愿意和子女一起生活，但是迁移到外地面临的各种社会保障问题也是重要原因。
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要解决未来的老龄化问题，首要的选择是改善社会制度，促进国内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劳力富余地区劳力流出到劳力紧缺地区更容易，而老年人也能流动到生活成本低的地区，并有伴随的全国统一社保网络。这能够进一步发掘现有潜力。在这之后，对外投资能力需要培养，特别是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以便为将来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做准备。最后，随着人均寿命增加，中国必然还要延长退休年龄，这是最终难免但可以适当推迟采用的措施。
